因为自幼在乡村里长大，我常和路边卖菜的老人谈话，这倒不是为了同情他们。这些老人有不少是城郊的农民，闻着他们蔬菜里散发的泥土气息，我就感觉又与土地接近了，泥土的气息总让人踏实。
　　 离开乡村多年，当我静下心来地想给乡村写点东西时，却发现曾经熟悉的乡村在我脑海里已是断续的记忆，甚至模糊得与我隔了一层纱。只记得乡村与时尚无关，有的只是贫穷带来的无奈与年复一年无尽的肉体磨练。然而既便在土地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农人换来的钱也仅够他们温饱的，所剩的结余想培养个孩子都很难，往往家人在一场大病后这个家庭就陷入了困境。改革开放后，观念改变的人都想逃离乡村，当年轻人离开了祖辈赖依生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我这样仍对乡村、对土地还会有兴趣。
　　 然而不管人到哪里，乡村又在时时招唤着它养育过的人们，不断地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于是家乡的轮廓在我的脑海里又渐渐地清晰起来。在干旱的高原地区人们是逐水而居，而在我的家乡由于多水，水曾多到席卷一切的恐怖地步，在家乡则是人往高处。历史上由于黄河、大运河以及源自于沂蒙山的众多河流穿境而过，那些纵向的横向的河流交错在一起，错杂的水路相互影响相互干忧，让这里从没有缺过水灾。小时候人们在挖土修河时，不同颜色的土层像夹芯饼似地叠压着，挖到几米深的地下仍能看到贝壳，有的是月牙形的蚌壳，也有螺旋形的螺蛳，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些贝壳已变成了白色，与石灰一样纯净的白色。而从老县城遗址中挖出不同朝代层层堆叠的房舍与生活遗迹，在让人惊奇与痛惜之余，也看到了埋于地下的历史。家乡是洪水多次冲击后於积而成的，整个苏鲁交界地区就是一块大的冲积平原，在几米深的地下能挖出贝壳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老家，许多村名里都会带着个“墩”字，比如大墩、沙墩、瓜墩、兴墩、佯墩、褚家墩等，外地人听后常心生疑惑，为何这里有这么多村名里带墩的。当地人往往得意地回答，这里的墩多着呢，有一溜十八墩。接着他们又会解释，当年韩信在这里避难时，躲在野地里偷瓜充饥，瓜吃多了他能不坏肚子吗。逃亡时，他一路蹲了十八回，就留下了这十八个叫墩的村子。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活灵活现，由不得人不信。韩信落难时在这里避过难不假，谁知道他有没有拉肚子，乡里人也学会了借名人来抬高乡村的知名度。
　　 但墩是土堆的意思，地势高才能称为墩。据那些村史族谱里记载，每逢洪水来临时，人们便会逃往高处。洪水过后，活下来的人们就在高处建立新的家园，并以墩为名。人往高处，这是一种本能。细想这一个个以墩为名的村子背后，实则意味着人们为了躲避洪灾的无奈，也意味着人与自然不屈的抗争，以墩挡水也意味着对洪灾的深深诅咒。
　　 小时候，孩子们最喜欢下雨，雨天他们就不用再去做农活，烈日炙烤般的滋味让他们常像晒蔫的庄稼那样耷拉着脑袋，被汗水沤泡的身上也散发着馊臭味。每当狂风推动着远处的乌云如城似山岳般地移来，天地间接着便陷入到恐怖的昏暗中，云朵上的道道闪电似是要吞灭大地的怒火。与慌里慌张地抢收着东西的大人不同，孩子们对乌云压顶却并不在意，他们边在狂风中跳着跑着，边兴奋地喊着：这云彩是往北飘的，不会有雨。“云彩往南水涟涟；云彩往北一阵黑；云彩往东一阵风；云彩往西，放牛的小子披着大蓑衣。”自幼唱着先辈们传下来的这些歌谣，儿童也学会了借云来判断有没有雨水。既使有雨他们也不怕，夏天的雨水不冷，正好可以借着雨水冲走身上的汗臭。
　　 长期与土地打交道，乡人深知旱涝对作物的致命影响，他们常根据代代流传下来的谚语提前预判这一年旱涝趋势，从而种上相适宜的作物。而这种预判大概率是准确的，这也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先人的智慧。然而，既使是现代科技也无法做到对旱涝程度进行具体的量化，谚语更是做不到。赶上旱年时，有时半个月或几十天也难雨水的踪影，此时大地龟裂，庄稼渴死，沙草牛羊也带着愁，我记得那些邻人与长辈们跪伏在大地上的叹息。人们碰面时的话题常是议论着旱情：人多乱，龙多旱，今年是九龙治水年，九条龙相互推诿，果真旱得地里冒烟。一旁的人便恨恨地回道：可不是吗，祖辈都说牛马年好种田，就怕鸡猴那两年，这样的年头别指望能有好收成。俺家二小子原打算在冬天结婚的，看来又要等下年了。他们的话里蕴含着对天气的认识，也有对天气、对收成的担忧。那时既使地里没有收成天天饿着肚子，人们也很少出门。“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祖训已融入到他们的内心，农人无论如何都要坚守着土地。外出漂泊的人在他们眼里就像是无根的浮萍，在外面为了挣点钱常要丢掉做人的尊严，既使挣了钱也会被乡里人看不起。直到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慢慢地改变了这种坚守本土的观念。
　　 有一年连续下着暴雨，天与地连成了一片灰色，成了一堵看不透的墙。眼看着雨水浸泡着的土地，我们深深地忧虑着，开始担心能不能保住村庄。好在三天后天晴了，但到处都是水，不但河沟汪塘里积满了水，连庄稼也泡在了水中，大地成了茫茫的一片湖泊。只有飘在水面上的青蛙鼓着个圆肚子在呱呱地欢叫。
　　 此时如果不及时排水，地里的庄稼不用三天就由黄变褐烂掉了，而到处沟满河平的，又该往哪里去排水。这时村里有人喊叫起来，要打起来了，白马寺那边要打起来了。刚从矿上拉走了几卡车人，个个都拿着两米长的木棍。原来上游的人想放水，下游的人也正为排水而发愁，自然就他们拦着不让放，双方互不退让，就僵持在那里。在神话传说中白马是龙的化身，龙能治水，人们把白马寺建在堤坝旁就是想借它来护佑平安的。但水多起来后白马寺仍是一贯地沉默，神马并没有因为村人陷入水灾而显灵去出手相救。求神神不应，而打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乱上加乱。历史上这里不是没有发生过械斗，双方打急了眼还打死过人，这比水灾更让人痛惜。最后还是由上级领导出面从中作保，让上游先放水，秋后他们收获的粮食匀出一部分给下游，这样总比大家都一无所获要强，也是比较公平的办法。
　　 那天放开拦水的堤坝后，洪水咆哮着一泄千里，人们的心情也马上跟着松驰下来。杂乱的树木、柴草、庄稼、蔬菜也随着洪流滚滚而下，偶尔还能看到死猪死狗从上游忽隐忽现地漂来，到了眼前后还没容人看清便急闪而过。
　　 仅仅在近代的百年内，家乡有记载的洪涝就有多次，好在还是风调雨顺的年头多，让人得以在这块大地上平安地劳作。我的伯父喜欢养牛，从大集体开始到分田到户他养了一辈子的牛，也耕了一辈子的地。长期与泥土打交道，他像熟悉牛一样熟悉每块地的脾性，知道哪里有高岗哪里有洼坑，土地也是他一生的舞台。每逢秋冬季节，地里的庄稼收净后，伯父就天天赶着健牛在田野里耕耘，翻过的土块经过一冬的冰冻后，到了春天时能变得特别酥软，踩在上面时一踩就是一个脚窝，握在手里的土能像细沙似地散落，他们说这样的土地能增产。
　　 犁地时伯父常把牛鞭挂在肩上，一手扶着犁把，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犁沟里，用他习惯的方式在大地上表演着。新鲜的土块在犁铧下哗哗地流淌，大地上像是荡起了波浪，土地在高兴地吟唱。到了周日，我常走在伯父身后新翻的犁沟里，两眼紧盯着翻过的泥土，每捡到一块人们遗漏的红薯，心里就像捡到了宝贝一样的高兴。捡了一会儿，心里便不耐烦了，沾了泥的鞋底变成了圆骨碌，再难让身子保持平衡，每迈出一步都很吃力。看着遥远的地头，踏在犁沟里的双脚像被泥土紧紧地拉住，酸痛的两腿就再不想往前迈动半步。
　　 这时我便扔掉篮子，舒展开身子躺在大地上，宣软的泥土像大床一样，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天上还有不时飞过的雁群，它们飞累时就停到无人打扰的旷野里休息。当我紧贴在地面，缓缓地向雁群蠕动，眼见还差几步就能抓到它们时，这时雁群里突然发出“嘎”地一声尖叫，那些大雁便扑腾着翅膀飞到空中。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伯父会大笑道，雁群里有哨兵，哪会让你轻易捉到。傍晚我们顶着漫天的晚霞回家时，暗淡的天空像无边的圆盘笼罩着村庄与大地，也罩在我们的头顶。天大，地阔，行走在天地间的两个身影是那么的渺小。后来读过《桃花源记》之后，我常觉得这段生活和桃花源里是多么相似，桃花源里的人有他们的怡然自乐。云彩往南水涟涟，我们也不缺栉风沐雨的浪漫。
　　 回望过去，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地上曾发生过那么的故事。那些故事或悲或喜，而人在兜兜转转地演绎过自己的故事后，最终还是返回了大地。乡村离不了大地，人也离不开大地，那些高低不平的大地、弯曲的河流、千姿百态的高山便是我们赖依生存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