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虞河》一书出版后，浦仲诚先生跟我说，你在历代太湖治水名人中，漏了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元代治水少监任仁发。诚哉此言，当初拥有资料有限，多有遗漏，可惜书已经出版，只能就此遗憾了。
　　 研究黄公望，自然涉及任仁发。任仁发，即元代画家子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有“无用师卷”与“子明卷”。两作画片相近，技法变化较明显。所以，许多后代学者认为“子明卷”可能是赝品，并非出自黄公望之手。浦仲诚会长却持怀疑态度，认为“子明卷”亦有可能是黄公望70岁时在匆促间所作。此乃题外话。
　　 浦仲诚近期出版的《黄公望年谱》中，黄公望36虚岁这一节中，首次提到子明：子明，大名任仁发，号月山道人，青龙镇（青浦）人。他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画家，系黄公望好友。十八岁举乡贡，究心水利，学擅专门。子明早年曾任青龙水陆巡警官，后因整治大都（北京）水闸，疏浚河道有功，擢升都水少监。都水监是官署名，掌管河渠、津梁、堤堰等事务，相当于现在水利部的职能，而那时相隶属于工部的一个部门。如果监为正五品，少监就是从五品，算得上高官了。黄河决口，又指挥救灾，率众筑堤，以固河防。晚年主持疏导吴淞江，为大盈港、乌泥泾等河流开江置闸。1034年（元大德八年），常熟立行都水监，子明任少监，治理福山、浒浦、白茆、耿泾诸浦。是年五月，子明中书省上言：吴江、松江，实海口古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馀里，况海运亦由是而出，宜于租户役万五千人浚治，岁免租人十五石，任设行都水监。
　　 上述资料，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子明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官员，他上书建议以役免租，减轻百姓负担。二是，他主张筑圩、浚河、置闸，与前辈范仲淹三策并重的治水方略惊人一致。三是，从宏观角度考量太湖流域治水。
　　 不知咋回事，苏州与常熟的水利志都遗漏了子明。子明的这一段经历，是在考证黄公望的史料中偶得，而记载很简略，具体做法及功绩已无从考证。
　　 太湖水面广达2250平方公里，但水位上下幅度不足2米，像一只浅碟。这样大的一个碟形洼地，被天目山、莫干山和镇宁丘陵山区所环抱，西纳茅山和天目山以东各路来水，坡陡冲浅，源短流急，一旦山洪暴发，奔腾下泻，直注太湖。来水既丰，若出水不畅，加上由于海面升高，潮汐倒灌，易致严重内涝。如遇台风、高潮、暴雨并袭，更将酿成大灾。太湖流域的特殊地形水系，决定了治理洪涝灾害的复杂性。
　　 据《禹贡》记载，因夏禹治水，凿江排涝，太湖流域才有了“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局面。震泽，是太湖的古名；三江，即淞江、娄江和东江三条入海水道，其中松江就是今吴淞江，娄江即今浏河前身，东江即现在的黄浦江上游段到杭州湾的乍浦与金山卫之间的出海通道。这三条历史上太湖地区的排水河道，都是成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分布格局，约略和这个地区状如扇形的地形相适应，它们对古代太湖流域的水利开发，发挥了重大作用。
　　 娄江原是太湖东北方面的出水干流，由于海岸向外延伸，中唐以后，已经堙塞。从五代吴越到宋元明清，太湖东北地区全靠浏河和常熟、昆山一带的三十六浦泄水入海。到元代以后又大都淤浅，只有福山、浒浦、白茆、七浦、杨林等河港，时加浚治，尚能排泄部分内水。随着娄、东两江渐趋堙废，吴淞江成为太湖出水的主干，然而吴淞江也淤浅狭隘，行水阻滞，以致水灾频仍。太湖水利，由唐代全面发展，转变为以疏浚港浦吴淞江为主、随浚随淤的被动局面。
　　 在唐宋之际，又因修筑了吴江塘路和长桥，且明代以后洞庭东山和苏州西南的山丘地带间的大缺口逐渐淤塞，形成了“东太湖”。东太湖狭长淤浅，从瓜泾口泄水入吴淞江，又因出水口涨滩受到阻碍，终使吴淞江更加淤浅，形同一般港浦。于是太湖地区原由三江泄水之势，演变成了黄浦一江宣泄洪涝之态。黄浦虽宽，岂能容纳全区之水？结果使太湖水系形成有网无纲的局面，既不能蓄，又不能泄，洪涝灾害日趋严重。
　　 自北宋以来，围绕太湖的泄洪排涝，出现了各种治理主张，涌现出不少治水人物。初期有影响者当数名臣范仲淹。范仲淹（989-1952年）是苏州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后人评价“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他早年的贫寒生活在太湖之滨度过，对这一方乡土亲人深怀情义，对家乡为害百姓的水旱灾害十分关注，并付诸于治理实践，力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倡言。他治理太湖的主张与治迹可见于景祐元年之治水和庆历年间的“条陈”。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时值太湖大水，而此时作为太湖出水口的三江均已受阻堙塞，东北通江诸浦与东南入海各港大都已泄水不畅，他上任之初就主动考察，仔细推敲。他认为太湖水患是由于湖东地势低洼，太湖却来水丰沛，“纳数郡之水”，而泄水三江仅存淞江，通港入海的江浦虽多，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他提出以疏浚为主的治理主张，“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淞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江与海”。然而，当他刚着手“以官粮募饥民修水利”，秋八月“兴作未就”，便补调任到了明州（今浙江宁波），他辗转上书，“治水有绪，愿留以毕其役”。九月诏复，再次回到苏州。
　　 范仲淹复任后，亲赴海浦，“部役开决积水”。昆山、常熟昔有三十六浦“通彻大海，迂潮则海内细沙随泛以入，潮退则沙泥沉坠，渐致淤塞”，他“既导吴淞入海，又于常熟之北、昆山之东入江入海之支流普疏而遍治之”。
　　 宋时以茜泾、下张、七丫、白茆、浒浦为昆常二邑五大浦，又以梅李塘、白茆、雀浦、福山、黄泗为常邑五大浦。而“常熟之白茆港系苏常诸水东北出江第一要河”，次则福山塘。范仲淹择要而疏，他“督浚白茆、福山、黄泗、许浦、奚浦、三丈浦，及茜溪、下张、七丫，以疏导诸邑之水，使东南入淞江，东北入扬子江与海”。范仲淹在开浚大浦，泄去积水的同时重视置闸挡潮，强调“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御其来潮，沙不能塞；旱岁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灾；潦岁则启之，疏积水之患”。他“设填屯兵，专治浦闸”，并令“每春理其闸外”，清除淤沙。据志书记载，福山浦“江潮上下，惟此港为直截，与白茆、许浦并为要害港”“范仲淹于福山置闸，依山麓为固，旧址今尚存，人名曰范公闸……”
　　 范仲淹守乡郡仅年余，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即离任。他治水又值“姑苏之水逾秋不退”之灾年，虽有文武兼备的将相之才，由于时间仓促，此时的他尚不能明辨流域地势之高下、太湖水利之原委、前人营田之利弊，此次治水虽获一时一方之利，却难成久远之功。
　　 疏浚对于洼地治水虽不失为有效之法，但太湖地区情况复杂、矛盾错综，仅靠疏浚入江入海河浦远远不够，当时由于塘浦圩田的毁坏，圩内积涝才是造成水患的重要原因。范仲淹初期治水而不治田，圩田不修，圩岸不修，未能解决民田容水的问题。之后十年，范仲淹宦海浮沉，驰骋疆场，出将入相，他治理太湖之心却未曾去怀。他认真研究江南的大圩古制，总结了先人特别是五代吴越治理太湖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治水实践，提出了“修圩、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理主张，较之景祐元年“疏浚、置闸”的治水实践是一大进步。
　　 范仲淹三策并重的治水思想，对后代治理太湖具有一定影响，对后世治理水网圩田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范仲淹同时代的治水功勋，还有被誉为“吴中水利先驱”的郏亶和郏侨父子。
　　 郏亶是昆山人，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曾担任熙宁年间的司农寺丞，在元祐年间任太府寺丞，晚年出任温州知州。他总结出治水必须“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等“六得”，后来又提出“治水利害大概”七条，著有《吴门水利书》四卷，其中讲到常熟：“苏州五县，号为水田，其实昆山之东，接于海之冈陇……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淤沙……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是二处皆谓之高田。而其昆山冈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仅二百余里，其地低下，皆谓之水田”。郏亶指出，要根据不同地形特点和水文条件，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主张疏浚与筑堤相结合。
　　 郏侨是郏亶的儿子，子承父业，成为北宋有名的水利学家，有《郏侨水利书》等著述。郏侨研究太湖水利时，十分重视地域差异，广泛论述苏州近邻数郡地形、水系的特点和差异，分析太湖流域平江五县湖泊的特点。他认为，很多水灾是因为前代堤防堰闸尽坏，不能分水排流造成的。应该在河口设置堰闸，以防止潮水倒灌的泥沙淤积，在一些湖泊筑堤蓄水，以防止旱涝等。在治洪问题上，郏侨主张引导太湖上游来水，分路泄入长江、钱塘江，以减轻太湖洪水压力，以吴淞江为太湖洪水宣泄专道，同时指出，“开常熟之浒浦、梅李浦，使水北入于扬子江”。
　　 在他们之后，对太湖重要泄水通道吴淞江的疏浚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夏元吉认为吴淞江自夏驾浦以下到海口130余里，潮汐易淤，难以施工，遂采取“掣淞入浏”的办法开浚夏驾浦，分吴淞江水从浏河出海，这样反而加速了吴淞江下游的淤塞。夏元吉又以淀山湖、三泖和苏、松一带的水，都已趋向闵行附近的大黄浦，其下游淤塞难浚，乃开凿上海境内的范家浜，“上接大黄浦，以达淀、泖之水”，使黄浦改向北流，到南跄口会同吴淞江入海。当时放弃了吴淞江下游的疏浚，年月既久，黄浦扩大，遂形成“黄浦夺淞”的局面。
　　 黄浦夺淞以后，日渐扩大，太湖诸浦之水，大部分南趋黄浦，于是黄浦成为太湖出水的唯一干道。明代中叶以后，吴淞江下游的河道已经严重淤塞，几成平陆。
　　 太湖治水，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难于回避又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历代治水的经验告诉人们，太湖出水的总要求，必须根据全流域的具体情况，作充分的勘察、测验，必须研究来水和去水的平衡问题，解决蓄和泄的矛盾，精确估算洪涝泄水总量，分几路排出以及如何排出，说透彻一些，就是需要骨干河道。
　　 常熟古有“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说，其实没那么乐观，比水旱频发的地区稍微好一些而已。纵观唐宋以来太湖治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以“筑圩、浚河、置闸”三策并举，即便对现在，也有现实意义。由于国力弱，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小打小闹难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